清朝总督管理的地区广阔，权力看似很大，但实际上和唐朝的节度使相比差距显著。用一句话总结：一个受到多重制约，另一个几乎不受任何限制。只有受到制约的权力，才能顺从中央的命令，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则容易引发地方割据甚至叛乱。

清朝的总督制度最初源于明朝，起初是临时设立的职务，专门应对特殊情况，任务完成后便会撤销。清朝建立后，总督和巡抚成为了行省的常设官员，享有与六部官员平等的地位，权力相对庞大。为了防止总督滥权，清朝在吏部、户部、刑部下设了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，目的是分割总督的财权、人事权和司法权。

这两个司是中央的监察机构，除了分散总督的职权外，还承担了一定的监督职责。例如，雍正帝以后，这两个司便拥有了专折奏事的权利，能够随时向中央上报总督和巡抚的行为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，湘淮集团逐渐崛起，总督的权力也随之空前膨胀，原本集中在中央的财政、军事和人事权力逐渐下放至地方。

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，总督被要求就地筹款，这使得财政收入的渠道进一步扩展。此时，虽然清朝政府考虑削弱地方权力，但一些与西方相关的内政外交事务，中央无法处理，只能由地方总督继续掌管。总督的权力看似无可制约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

一方面，总督的权力虽大，但其任命和罢免都掌握在皇帝手中，清朝依然对总督拥有绝对的控制权。另一方面，总督的任期通常较短，一般为三年，只有一些特殊的总督，比如李鸿章和张之洞，其任期较长。总督的职务也受到来自皇权的制约。

有人可能会想，既然地方总督的权力如此强大，为什么他们不干脆自立呢？实际上，这样的事情并不容易发生。首先，总督并不掌握绝对的军权。尽管总督控制着一省或多省的巡抚、提督和总兵，但这些军官都有各自的亲兵部队，通常称为“本标”。这意味着，总督只能调动自己直属的军队，而对其他军队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权。

比如在庚子事变时，东南地区的督抚曾互相保障，许多人劝李鸿章自立，甚至反清起义。然而，李鸿章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军力来对抗中央，因此最终没有采取行动。唐朝的节度使则掌握了更多的军权，基本上是一个战区司令，虽然还具有行政和财政权，但其军权是根本性的，甚至有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，税收和赋税也基本留在当地，用于军费支出。

节度使的权力极大，但依然不完全等同于绝对统治。节度使不仅垄断了军政、财政和行政，还能通过父子相承的方式巩固权力。这种现象虽然未必完全等同于割据，但也给叛乱和地方割据提供了空间。那么，唐朝为何允许节度使的存在呢？

事实上，唐朝自高宗和武后时期以来，均田制逐渐瓦解，到了玄宗时期，朝廷不得不采取募兵制替代府兵制。在募兵制背景下，地方军阀能够通过收买职业军人，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。在此情况下，唐朝在边防设置了节度使，赋予他们越来越大的权力，最终导致了“尾大不掉”的局面。唐玄宗时期，十节拥兵49万，而中央禁军只有12万人，朝廷内外力量失衡，中央的控制力逐步减弱。

安史之乱后，尽管朝廷试图削弱节度使的权力，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最终形成了中原、河朔和东南的藩镇格局。唐朝虽然面积辽阔，但实质上已经只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。

对于清朝总督权力是否没有制约的问题，有人认为总督都多为文官出身，缺乏军事经验和造反的动机；也有人认为，节度使所管辖的区域多为自然地理区划，而总督管理的则是经人工分割的区域，缺乏割据的地理条件。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，但从根本上看，清朝的经济结构和制度设计才是关键所在。清朝正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，君主专制已达到顶峰，而中央政府更善于利用制度设计来分散和制衡地方的权力。